第157章 陆泽的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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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31日，星期日。上午七点半。
上东区第五大道。陆泽公寓。
陆泽起床。
他昨天傍晚刚从俄亥俄飞回来。和奥巴马的会面比预定时间长了一个小时，晚上十一点五十分结束。
然后他独自开车回到哥伦布的私人机场，凌晨一点半起飞，三点四十分降落在新泽西的特伯勒机场。
回到上东区的时候已经四点多。
他睡了大约三个半小时。
但七点半还是醒了。这是前世雷打不动的生物钟，在穿越过来以后很快在这具身体被固定下来。
按照惯例，他应该沿着第五大道往北，进入中央公园跑个六英里。
但只睡三个多小时再长跑...嘶，陆泽想到了前世的死法。
算了，还是再睡一会吧。
九点起床。早餐是黑咖啡，全麦吐司，煮蛋。
九点半，陆泽坐到了书房的书桌前。
原主的书房是个摆设，和很多有钱人的书房一样。但对现在的陆泽，这件书房承载了他大部分的周末时间。
如果有人第一次走进这个房间，会以为这是某个大学历史系教授的书房。
书架上的书大致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金融史。
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疯狂、恐慌与崩溃》到约翰·加尔布雷思的《1929年大崩盘》，从迈克尔·刘易斯的《说谎者的扑克牌》到罗杰·洛温斯坦的《天才陨落》（写的是LTCM）。
第二类是经济学经典。
凯恩斯。哈耶克。弗里德曼。明斯基的《稳定经济中的不稳定性》——他翻得最多。
第三类是回忆录和传记。
摩根的传记。索罗斯的几本书。沃尔克的回忆录。各种华尔街高管的访谈集。
但陆泽真正读得最仔细的，是这一类里几本特殊的书。
那些他在前世读过、但在这一世还没出版的书。
伯南克的《行动的勇气》——2015年出版。
保尔森的《峭壁边缘》——2010年出版。
盖特纳的《压力测试》——2014年出版。
安德鲁·罗斯·索尔金的《大而不倒》——2009年出版。
这些书在2008年8月31日这个时间点都还不存在。它们的作者要么还坐在他们各自的位置上、还没有经历他们将要经历的事情，比如索尔金，还在《纽约时报》的办公室里写他每天的财经报道，还不知道这个秋天会给他足够的素材写一本几十万字的纪实文学。
但陆泽读过那些书。在前世。
他在2010年代和2020年代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研究2008年。那时候他不知道自己会穿越，但他对金融史本身就有一种近乎职业病的兴趣。
他读保尔森的回忆录的时候，注意到了保尔森反复提到的那个细节：他在那个九月的胃痛、他每天吞胃药的次数、他在国会面前的那种"我已经拿不出更多政治资本"的疲惫。
他读伯南克的书的时候，注意到了伯南克对那个周末会议的描述，他承认他和保尔森在"是否救雷曼"这个问题上没有真正的分歧。所谓的"分歧"是后来叙事的产物。
在那个周末，伯南克选择了配合，而不是独断。
他读盖特纳的书的时候，注意到了盖特纳描述纽约联储那个周末会议时的笔调：一种"我们试过了，但每条路都被堵死了"的、近乎宿命论的克制。
而索尔金那本书——一个现场记者用几百次访谈拼凑出来的、关于那个九月每一个小时发生了什么的全景，给了他最具操作性的细节。
比如巴克莱在最后一刻被FSA叫停的时候，鲍勃·戴蒙德的反应。比如保尔森在听到这个消息时对盖特纳说的那句脏话。
比如华尔街那个三百亿的财团方案，是怎么在周日下午成立、又在周日晚上随着巴克莱的退出而崩塌的。
这些细节，普通的穿越者不会记得。
他们只会记得"雷曼在某月某日破产了"这种宏观事实。
但具体到那个周末每一个小时的决策路径、每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每一条救援方案为什么失败——这些需要专门去研究。
陆泽研究过。所以他记得。
但记忆是关于原历史的。而原历史已经被他自己改写了,所以他要重新推演。
陆泽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白纸，一支铅笔。
两房在一周前被接管了。提前了两周。这是他自己用七月七日的那封公开信，加上后续一系列动作，主动加速的结果。
然后，全光宇在首尔召开了那场新闻发布会。
那场发布会是一个很大的意外。
陆泽看着那张白纸，承认这一点。他不可能预料到那些监管者的想法。
他知道在原历史上，KDB对雷曼的收购最终失败了。
但失败的方式是渐进的——KDB和雷曼的谈判一直拖到九月初，然后在九月第一周慢慢淡出，最后在某个不那么戏剧性的时间点正式宣告破裂。
但在这个时间线里，全光宇做了一件不一样的事。
他召开了公开的新闻发布会。他用FSC委员长的官方身份，公开宣告"国家金融机构不应主导对全球投行的收购"。
这不是渐进的退出。而公开的、决绝的撤退。
陆泽不完全清楚全光宇为什么这么做。可能是他自己内部的政治考量——李明博的"世界韩国"愿景把KDB往火坑里推，全光宇作为监管者需要一次足够公开的表态来锁住自己的立场。
但不管原因是什么，结果是：在这个时间线里，"雷曼救援路径"中"亚洲战略投资者"这一支，提前了将近两周被彻底关闭。而且关闭的方式比原历史更公开、更具传染性。
这影响很大。
陆泽在白纸的最上方写了一行字：
在这个被改写的时间线里，雷曼能被救吗？
不是"会不会被救"。是"能不能被救"。
这个区分很重要。"会不会"是一个关于决策者意愿的问题。"能不能"是一个关于客观条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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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东区第五大道。陆泽公寓。
陆泽起床。
他昨天傍晚刚从俄亥俄飞回来。和奥巴马的会面比预定时间长了一个小时，晚上十一点五十分结束。
然后他独自开车回到哥伦布的私人机场，凌晨一点半起飞，三点四十分降落在新泽西的特伯勒机场。
回到上东区的时候已经四点多。
他睡了大约三个半小时。
但七点半还是醒了。这是前世雷打不动的生物钟，在穿越过来以后很快在这具身体被固定下来。
按照惯例，他应该沿着第五大道往北，进入中央公园跑个六英里。
但只睡三个多小时再长跑...嘶，陆泽想到了前世的死法。
算了，还是再睡一会吧。
九点起床。早餐是黑咖啡，全麦吐司，煮蛋。
九点半，陆泽坐到了书房的书桌前。
原主的书房是个摆设，和很多有钱人的书房一样。但对现在的陆泽，这件书房承载了他大部分的周末时间。
如果有人第一次走进这个房间，会以为这是某个大学历史系教授的书房。
书架上的书大致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金融史。
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疯狂、恐慌与崩溃》到约翰·加尔布雷思的《1929年大崩盘》，从迈克尔·刘易斯的《说谎者的扑克牌》到罗杰·洛温斯坦的《天才陨落》（写的是LTCM）。
第二类是经济学经典。
凯恩斯。哈耶克。弗里德曼。明斯基的《稳定经济中的不稳定性》——他翻得最多。
第三类是回忆录和传记。
摩根的传记。索罗斯的几本书。沃尔克的回忆录。各种华尔街高管的访谈集。
但陆泽真正读得最仔细的，是这一类里几本特殊的书。
那些他在前世读过、但在这一世还没出版的书。
伯南克的《行动的勇气》——2015年出版。
保尔森的《峭壁边缘》——2010年出版。
盖特纳的《压力测试》——2014年出版。
安德鲁·罗斯·索尔金的《大而不倒》——2009年出版。
这些书在2008年8月31日这个时间点都还不存在。它们的作者要么还坐在他们各自的位置上、还没有经历他们将要经历的事情，比如索尔金，还在《纽约时报》的办公室里写他每天的财经报道，还不知道这个秋天会给他足够的素材写一本几十万字的纪实文学。
但陆泽读过那些书。在前世。
他在2010年代和2020年代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研究2008年。那时候他不知道自己会穿越，但他对金融史本身就有一种近乎职业病的兴趣。
他读保尔森的回忆录的时候，注意到了保尔森反复提到的那个细节：他在那个九月的胃痛、他每天吞胃药的次数、他在国会面前的那种"我已经拿不出更多政治资本"的疲惫。
他读伯南克的书的时候，注意到了伯南克对那个周末会议的描述，他承认他和保尔森在"是否救雷曼"这个问题上没有真正的分歧。所谓的"分歧"是后来叙事的产物。
在那个周末，伯南克选择了配合，而不是独断。
他读盖特纳的书的时候，注意到了盖特纳描述纽约联储那个周末会议时的笔调：一种"我们试过了，但每条路都被堵死了"的、近乎宿命论的克制。
而索尔金那本书——一个现场记者用几百次访谈拼凑出来的、关于那个九月每一个小时发生了什么的全景，给了他最具操作性的细节。
比如巴克莱在最后一刻被FSA叫停的时候，鲍勃·戴蒙德的反应。比如保尔森在听到这个消息时对盖特纳说的那句脏话。
比如华尔街那个三百亿的财团方案，是怎么在周日下午成立、又在周日晚上随着巴克莱的退出而崩塌的。
这些细节，普通的穿越者不会记得。
他们只会记得"雷曼在某月某日破产了"这种宏观事实。
但具体到那个周末每一个小时的决策路径、每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每一条救援方案为什么失败——这些需要专门去研究。
陆泽研究过。所以他记得。
但记忆是关于原历史的。而原历史已经被他自己改写了,所以他要重新推演。
陆泽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白纸，一支铅笔。
两房在一周前被接管了。提前了两周。这是他自己用七月七日的那封公开信，加上后续一系列动作，主动加速的结果。
然后，全光宇在首尔召开了那场新闻发布会。
那场发布会是一个很大的意外。
陆泽看着那张白纸，承认这一点。他不可能预料到那些监管者的想法。
他知道在原历史上，KDB对雷曼的收购最终失败了。
但失败的方式是渐进的——KDB和雷曼的谈判一直拖到九月初，然后在九月第一周慢慢淡出，最后在某个不那么戏剧性的时间点正式宣告破裂。
但在这个时间线里，全光宇做了一件不一样的事。
他召开了公开的新闻发布会。他用FSC委员长的官方身份，公开宣告"国家金融机构不应主导对全球投行的收购"。
这不是渐进的退出。而公开的、决绝的撤退。
陆泽不完全清楚全光宇为什么这么做。可能是他自己内部的政治考量——李明博的"世界韩国"愿景把KDB往火坑里推，全光宇作为监管者需要一次足够公开的表态来锁住自己的立场。
但不管原因是什么，结果是：在这个时间线里，"雷曼救援路径"中"亚洲战略投资者"这一支，提前了将近两周被彻底关闭。而且关闭的方式比原历史更公开、更具传染性。
这影响很大。
陆泽在白纸的最上方写了一行字：
在这个被改写的时间线里，雷曼能被救吗？
不是"会不会被救"。是"能不能被救"。
这个区分很重要。"会不会"是一个关于决策者意愿的问题。"能不能"是一个关于客观条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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