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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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浮出水面
1995年4月，湾仔星辉开业。
凌之飞没有搞首映礼，只是在开业当天放了二轮港片《女人四十》，门票半价。轩尼诗道的街坊排队买了百多张票，上座率八成。工程师老陈验收完消防和空调系统后拍拍手走了，临走丢下一句“凌生，呢间嘅隔音比北角嗰间好“。
一切平淡无奇，就像开了一间茶餐厅。
但凌之飞知道，这间影院的意义不在当日票房，而在地图上那个终于闭合的弧线。八间影院——新界两间，九龙三间，港岛三间——从沙田到湾仔，覆盖了香港七成以上的观影人口密集区。加上与金公主、东方、新宝三条排片协议，星辉院线的银幕网络已经渗透进全港每一条主要院线的排片系统。
他用了十三年。
从1982年旺角弥敦道那间六百平方呎的斗室，到1995年八间影院连成的星座——中间经过沙田、荃湾、佐敦、旺角、深水埗、铜锣湾、北角、湾仔八次落地，每一次都像在棋盘上落子。而对手始终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谁。
对手——指的是嘉禾和邵氏。或者说，是邹文怀和邵逸夫。
但凌之飞不知道的是，另一条线上的棋已经被人看到了。
这条线不在香港，在伦敦。
1995年5月，凌之飞收到Smith Brothers寄来的季度结单。David——那个八年前在客户档案上标注“stubborn client“的英国经纪人——这次附了一封手写信：
“Dear Mr. Lin, enclosed is your Q1 statement. Your LME copper position has been closed as instructed. Net profit: £8.2 million. Congratulations on a remarkable trade. Would you be available for a meeting during your next visit to London?“
8.2百万英镑。按当前汇率约一亿零三百万港币。
凌之飞将信折好放进抽屉，面色平静。但他的心跳比平时快了半拍——不是因为这笔钱，而是因为David在信尾加了一句：“I noticed some inquiries from a financial journalist regarding large LME copper positions held by Hong Kong-based clients. I thought you'd want to know.“
有人查到了。不是查他的身份——Smith Brothers的保密制度严格，David连“Mr. Lin“是不是真名都不确定——而是查到了“有香港客户在LME铜期货上大赚“这个事实。财经记者的嗅觉，比凌之飞预想的灵敏。
这局棋的来龙去脉要从1994年说起。
1994年初，凌之飞在做空恒指期货的同时，通过Smith Brothers在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布下了另一局。LME是全球最大的有色金属交易市场，铜是其中交易量最大的品种。凌之飞前世看过一段资料——1994年至1995年，国际铜价经历了一轮剧烈波动。
起因是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的需求骤减，叠加智利和印尼两大产铜国产能扩张，全球铜供应从短缺转向过剩。1994年1月，伦敦铜三个月期货价格在每吨2300美元附近，到1995年1月已经跌到约2900美元——涨了百分之二十六。
涨？没错。凌之飞做的是多，不是空。
前世记忆里，1994年铜价的大涨是因为中国大规模基建进口铜材的需求远超国际市场预期。伦敦铜从年初的2300美元一路上扬，到年中突破2700美元，年底触及2900美元上方。这轮涨势持续到1995年1月见顶，随后才因供过于求开始回落。
凌之飞的记忆精确到见顶月份——1995年1月，铜价见顶约3070美元，之后开始长达两年的下跌。
1994年1月，凌之飞通过Smith Brothers在LME买入铜期货多头合约。他投入约200万英镑作为保证金，杠杆约十倍，建仓均价在每吨2320美元附近。总共持有约1500手多头合约——每手25吨，合计37500吨铜。
建仓之后，铜价一路上涨。到1994年6月突破2700美元时，他的账面浮盈已经超过百分之十六。David建议他部分平仓锁定利润。凌之飞回电报：“HOLD.“
到1994年底，铜价逼近2900美元。浮盈超过百分之二十五。David再次建议平仓。凌之飞回电报：“HOLD.“
1995年1月，铜价触及3070美元高位后开始回落。凌之飞判断顶部已现，发电报给David：“CLOSE ALL POSITIONS AT MARKET IN THREE BATCHES OVER 5 DAYS.“
David在三个交易日内分三批平掉了全部1500手多头合约。平均平仓价约2980美元。每吨利润约660美元，37500吨合计约2475万美元。扣去交易佣金和融资成本后，净利润约820万英镑。
一亿零三百万港币。
加上之前突破1.2亿的资本总收益，凌之飞的累计资本收益达到了约2.3亿港元。
这个数字他没有写在任何纸上。烧掉的方式已经不够安全——他改用碎纸机，将Smith Brothers的结单碎成米粒大的纸屑，分三次丢进太子道写字楼不同楼层的垃圾桶。
但David信中提到的那个信息让他不安——有财经记者在查LME铜期货大单的事。
凌之飞不是第一次面对曝光风险。1987年他在美股和伦敦同时做空，2562万和负144万的交易记录一直锁在汇丰保险柜里，没有人查过。九龙仓、会德丰、恒指期货——每一次操作的规模都比前一次大，但每次他都通过不同渠道分散执行，确保没有任何一条线上的经纪人看到全貌。
但LME铜期货不同。这笔交易太大——1500手、37500吨、净赚820万英镑——在LME的日成交量里虽然不算顶级，但足够引起行业注意。而且1994年到1995年的铜价大涨本身就是一个热门话题，财经媒体在追踪大庄家的动向。
凌之飞做了最坏的打算。他给David回了一封电报：“NO VISIT PLANNED. PLEASE ENSURE CLIENT CONFIDENTIALITY AS PER AGREEMENT. REGARDS, LIN.“
Smith Brothers的客户保密协议确实严格——他们服务的本来就是海外匿名客户。但财经记者不需要知道“Mr. Lin“是谁，只需要知道“有香港资金在LME铜期货上赚了上亿“这个事实，就足以在香港媒体上掀起波澜。
果然，1995年6月中旬，《信报》财经版登出了一篇报道，标题是《LME铜期货大单香港客获利逾亿》。
文章没有点名任何人，只是引用了一位不愿具名的伦敦交易员的话：“1994年初有一批香港资金大举做多LME铜期货，持仓量达到1500手以上，在1995年1月铜价见顶后获利离场，估计净利润超过800万英镑。这笔交易的规模在亚洲客户中非常罕见。“
报道最后分析道：“过去十年，香港资金在国际商品期货市场的活跃度明显提升。从1987年股灾中的美股做空者，到此次LME铜期货的多头大单，香港投资者的操作手法越来越国际化、专业化。“
凌之飞在太子道办公室看完这篇报道，将它折好放进抽屉。
没有被点名。但“香港资金“和“逾亿利润“这两个关键词组合在一起，足以引起有心人的关注。
他没有慌。十五年的低调生活让他养成了处变不惊的习惯——比这篇报道更危险的事他经历过不止一次。1980年兑六合彩时的紧张、1987年伦敦put option亏损时的自省、德宝结业时抢购影院时的博弈——每一次他都扛过来了。
真正让他思考的，是另一件事：他的隐身时代，可能要结束了。
不是因为LME铜期货的报道——那篇报道没有提到电影行业。而是因为星辉院线。
六月底，《电影双周刊》用了一个跨页专题，标题是《星辉院线：八间影院一个老板》。
记者用了三个月时间，逐一走访了星辉院线旗下的八间影院，从工商登记处调取了公司注册资料，拼出了一张完整的星辉院线版图。文章开头这样写：
“如果你最近一年去过沙田、荃湾、佐敦、旺角、深水埗、铜锣湾、北角或湾仔任何一间挂有'星辉'招牌的戏院，你其实都在帮同一个人赚钱——凌之飞。“
文章详细列出了八间影院的地址、座位数、开业时间、月均票房估算，并追溯了凌之飞的履历：1980年龙虎武师入行，1982年凭《最佳拍档》剧本签约新艺城，同年成立星辉影业，之后陆续拍摄《开心鬼》系列、《赌坛新秀》、《家有喜事》等票房过千万的影片。与此同时，他从新界沙田开始，一间一间地收购和改建影院，十三年间积累到八间——覆盖新界、九龙、港岛三个区域。
“以八间影院的规模计算，星辉院线的年票房贡献能力约在八百万港币以上。“文章引用了一位不愿具名的院线运营者的分析，“这个规模虽然还不到嘉禾或金公主的三分之一，但已经超过了新宝和东方——星辉已经是香港第四大院线。“
“更值得注意的是，凌之飞同时拥有金藜电影公司和亦迎樱电影公司——前者主攻商业喜剧，后者定位中高端文艺片。从制作到发行到放映，星辉已经初步具备了垂直整合的能力。这种模式在香港电影史上只有邵氏和嘉禾实现过。“
文章最后一段写道：“凌之飞今年三十七岁。十三年前他还是一个在九龙城寨片场蹲活的无名武师，今天他坐拥八间影院、两间电影公司，票房累计超过六千万港币。香港电影圈从来不缺白手起家的传奇——邵逸夫从上海到香港，邹文怀从邵氏出走，麦嘉从纽约回来——但凌之飞的故事可能是其中最安静的一个。没有官司，没有绯闻，没有江湖传闻。他只是闷声不响地买了一间又一间影院，拍了一部又一部电影，直到有一天人们发现——星辉的招牌已经挂满了全香港。“
凌之飞看完这篇报道，沉默了很久。
他不是不高兴。但他更清醒地知道——曝光是一把双刃剑。正面是名气和商业信誉，反面是风险和觊觎。从今天起，“凌之飞“三个字不再只是一个编剧或小电影公司老板的名字。他是一个院线老板——这意味着他将被放在邹文怀、邵逸夫、雷觉坤同一张棋盘上衡量。
报道发出后的一周内，凌之飞接到了十几个电话。
第一个是麦嘉打来的。光头佬的声音里带着笑意：“阿飞，你个衰仔！八间戏院你都收埋唔出声！早知你咁有料，当初嗰五万块买断你剧本嘅时候我就应该加多个零！“
“麦sir，你都知我嘅——做事要低调嘛。“凌之飞笑着回答。
第二个是施南生。她的语气一如既往的干脆：“凌生，恭喜。不过我提醒你——星辉院线一旦公开，嘉禾那边一定会有反应。邹文怀唔会睇住第四大院线做大。“
“我明白。“
第三个电话让凌之飞意外——是邹文怀本人打来的。
“凌生，你好。我是邹文怀。“
“邹生，你好。“凌之飞的声音平稳，但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话筒。
“我睇到《电影双周刊》嘅报道。凌生你后生有为，十三年做出呢个成绩，好难得。“
“邹生过奖。星辉仲细，同嘉禾冇得比。“
“唔使谦虚。你而家有八间影院，有制作公司，有发行渠道——呢个已经唔系细公司嘅格局。“邹文怀顿了一下，“凌生，我打呢个电话系想同你讲——以后大家喺呢行，有咩可以互相帮忙嘅地方，随时搵我。“
“一定，邹生。多谢你嘅关照。“
挂了电话，凌之飞靠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
邹文怀主动打电话——这意味着嘉禾已经把星辉院线视为一个需要关注的存在。在邹文怀的字典里，“互相帮忙“的意思是“我在看着你“。
而那篇《信报》关于LME铜期货的报道，虽然没有人把“Mr. Lin“和凌之飞联系起来——Smith Brothers的保密协议隔断了这条线——但“香港资金在海外赚了上亿“这个信息如果被有心人深挖，总有一天会跟星辉院线的曝光形成交叉。
凌之飞打开抽屉，取出那本黑色笔记本，在新的一页上写下：
“1995年6月。星辉院线曝光。邹文怀来电。LME铜期货报道——暂未关联。风险等级：中。应对策略：加速电影制作，用内容稳固院线排片；资本操作全面转入港股，停止海外大额交易。“
他看了几秒，合上笔记本。这次他没有烧掉——因为这一页不是数字，是策略。
高志森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传真：“凌生，岑生话《三个女人》嘅续集有个新谂法，想同你倾下。“
“好，叫佢下昼过嚟。“
“仲有——“高志森犹豫了一下，“外面有几个记者想约你做访问。“
凌之飞想了想。以前他会拒绝。但现在——
“安排一个。《电影双周刊》。“
“得唔得？“高志森有些意外。
“得。“凌之飞说，“既然已经浮出水面，不如自己控制水面嘅形状。“
高志森走后，凌之飞走到窗前。维多利亚港的波光在午后阳光下碎成万千金点。从湾仔到铜锣湾到北角，三间星辉影院的招牌在港岛北岸连成一线。对岸的旺角、佐敦、深水埗，三间在九龙半岛上遥相呼应。更远处，沙田和荃湾的两间守在新界的入口。
八颗星。十三年。
他曾以为自己可以永远藏在暗处。但现在他明白——当你长到足够大的时候，暗处已经藏不住你了。
那就站出来。
但站稳不等于站高。邹文怀的嘉禾有三十多间影院和成龙、洪金宝的片库，邵氏虽然式微但邵逸夫的TVB依然是全港收视霸主，金公主虽然新艺城没了但雷觉坤的资本实力远非凌之飞可比。星辉排第四，但第四和前三之间的差距，不是几间影院能填平的。
差距在哪里？在内容。
八间影院需要稳定的片源来填充排期。金藜和亦迎樱一年出三到四部电影，自给自足没问题，但如果要吸引第三方影片来星辉排片——就必须让影院的上座率和品牌号召力达到行业前列。而这又需要更多、更好的内容来拉动观众。
环环相扣。制作、发行、放映，三个齿轮必须同时转动。
凌之飞转身回到办公桌前，摊开稿纸。张国荣那部电影的剧本初稿已经写了三十几页。他提起笔，继续写下一段——
“他走在旺角的街头，霓虹灯把他切成两半。一半是过去，一半是现在。他不记得自己是谁，但每经过一间戏院，脚步都会慢下来。“
写完这段，他抬头看了一眼窗外。旺角新宝戏院的霓虹灯在暮色中亮起，灯箱上“星辉院线成员影院“几个字在车流的尾灯中泛着暖光。
凌之飞低下头，继续写。
故事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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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4月，湾仔星辉开业。
凌之飞没有搞首映礼，只是在开业当天放了二轮港片《女人四十》，门票半价。轩尼诗道的街坊排队买了百多张票，上座率八成。工程师老陈验收完消防和空调系统后拍拍手走了，临走丢下一句“凌生，呢间嘅隔音比北角嗰间好“。
一切平淡无奇，就像开了一间茶餐厅。
但凌之飞知道，这间影院的意义不在当日票房，而在地图上那个终于闭合的弧线。八间影院——新界两间，九龙三间，港岛三间——从沙田到湾仔，覆盖了香港七成以上的观影人口密集区。加上与金公主、东方、新宝三条排片协议，星辉院线的银幕网络已经渗透进全港每一条主要院线的排片系统。
他用了十三年。
从1982年旺角弥敦道那间六百平方呎的斗室，到1995年八间影院连成的星座——中间经过沙田、荃湾、佐敦、旺角、深水埗、铜锣湾、北角、湾仔八次落地，每一次都像在棋盘上落子。而对手始终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谁。
对手——指的是嘉禾和邵氏。或者说，是邹文怀和邵逸夫。
但凌之飞不知道的是，另一条线上的棋已经被人看到了。
这条线不在香港，在伦敦。
1995年5月，凌之飞收到Smith Brothers寄来的季度结单。David——那个八年前在客户档案上标注“stubborn client“的英国经纪人——这次附了一封手写信：
“Dear Mr. Lin, enclosed is your Q1 statement. Your LME copper position has been closed as instructed. Net profit: £8.2 million. Congratulations on a remarkable trade. Would you be available for a meeting during your next visit to London?“
8.2百万英镑。按当前汇率约一亿零三百万港币。
凌之飞将信折好放进抽屉，面色平静。但他的心跳比平时快了半拍——不是因为这笔钱，而是因为David在信尾加了一句：“I noticed some inquiries from a financial journalist regarding large LME copper positions held by Hong Kong-based clients. I thought you'd want to know.“
有人查到了。不是查他的身份——Smith Brothers的保密制度严格，David连“Mr. Lin“是不是真名都不确定——而是查到了“有香港客户在LME铜期货上大赚“这个事实。财经记者的嗅觉，比凌之飞预想的灵敏。
这局棋的来龙去脉要从1994年说起。
1994年初，凌之飞在做空恒指期货的同时，通过Smith Brothers在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布下了另一局。LME是全球最大的有色金属交易市场，铜是其中交易量最大的品种。凌之飞前世看过一段资料——1994年至1995年，国际铜价经历了一轮剧烈波动。
起因是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的需求骤减，叠加智利和印尼两大产铜国产能扩张，全球铜供应从短缺转向过剩。1994年1月，伦敦铜三个月期货价格在每吨2300美元附近，到1995年1月已经跌到约2900美元——涨了百分之二十六。
涨？没错。凌之飞做的是多，不是空。
前世记忆里，1994年铜价的大涨是因为中国大规模基建进口铜材的需求远超国际市场预期。伦敦铜从年初的2300美元一路上扬，到年中突破2700美元，年底触及2900美元上方。这轮涨势持续到1995年1月见顶，随后才因供过于求开始回落。
凌之飞的记忆精确到见顶月份——1995年1月，铜价见顶约3070美元，之后开始长达两年的下跌。
1994年1月，凌之飞通过Smith Brothers在LME买入铜期货多头合约。他投入约200万英镑作为保证金，杠杆约十倍，建仓均价在每吨2320美元附近。总共持有约1500手多头合约——每手25吨，合计37500吨铜。
建仓之后，铜价一路上涨。到1994年6月突破2700美元时，他的账面浮盈已经超过百分之十六。David建议他部分平仓锁定利润。凌之飞回电报：“HOLD.“
到1994年底，铜价逼近2900美元。浮盈超过百分之二十五。David再次建议平仓。凌之飞回电报：“HOLD.“
1995年1月，铜价触及3070美元高位后开始回落。凌之飞判断顶部已现，发电报给David：“CLOSE ALL POSITIONS AT MARKET IN THREE BATCHES OVER 5 DAYS.“
David在三个交易日内分三批平掉了全部1500手多头合约。平均平仓价约2980美元。每吨利润约660美元，37500吨合计约2475万美元。扣去交易佣金和融资成本后，净利润约820万英镑。
一亿零三百万港币。
加上之前突破1.2亿的资本总收益，凌之飞的累计资本收益达到了约2.3亿港元。
这个数字他没有写在任何纸上。烧掉的方式已经不够安全——他改用碎纸机，将Smith Brothers的结单碎成米粒大的纸屑，分三次丢进太子道写字楼不同楼层的垃圾桶。
但David信中提到的那个信息让他不安——有财经记者在查LME铜期货大单的事。
凌之飞不是第一次面对曝光风险。1987年他在美股和伦敦同时做空，2562万和负144万的交易记录一直锁在汇丰保险柜里，没有人查过。九龙仓、会德丰、恒指期货——每一次操作的规模都比前一次大，但每次他都通过不同渠道分散执行，确保没有任何一条线上的经纪人看到全貌。
但LME铜期货不同。这笔交易太大——1500手、37500吨、净赚820万英镑——在LME的日成交量里虽然不算顶级，但足够引起行业注意。而且1994年到1995年的铜价大涨本身就是一个热门话题，财经媒体在追踪大庄家的动向。
凌之飞做了最坏的打算。他给David回了一封电报：“NO VISIT PLANNED. PLEASE ENSURE CLIENT CONFIDENTIALITY AS PER AGREEMENT. REGARDS, LIN.“
Smith Brothers的客户保密协议确实严格——他们服务的本来就是海外匿名客户。但财经记者不需要知道“Mr. Lin“是谁，只需要知道“有香港资金在LME铜期货上赚了上亿“这个事实，就足以在香港媒体上掀起波澜。
果然，1995年6月中旬，《信报》财经版登出了一篇报道，标题是《LME铜期货大单香港客获利逾亿》。
文章没有点名任何人，只是引用了一位不愿具名的伦敦交易员的话：“1994年初有一批香港资金大举做多LME铜期货，持仓量达到1500手以上，在1995年1月铜价见顶后获利离场，估计净利润超过800万英镑。这笔交易的规模在亚洲客户中非常罕见。“
报道最后分析道：“过去十年，香港资金在国际商品期货市场的活跃度明显提升。从1987年股灾中的美股做空者，到此次LME铜期货的多头大单，香港投资者的操作手法越来越国际化、专业化。“
凌之飞在太子道办公室看完这篇报道，将它折好放进抽屉。
没有被点名。但“香港资金“和“逾亿利润“这两个关键词组合在一起，足以引起有心人的关注。
他没有慌。十五年的低调生活让他养成了处变不惊的习惯——比这篇报道更危险的事他经历过不止一次。1980年兑六合彩时的紧张、1987年伦敦put option亏损时的自省、德宝结业时抢购影院时的博弈——每一次他都扛过来了。
真正让他思考的，是另一件事：他的隐身时代，可能要结束了。
不是因为LME铜期货的报道——那篇报道没有提到电影行业。而是因为星辉院线。
六月底，《电影双周刊》用了一个跨页专题，标题是《星辉院线：八间影院一个老板》。
记者用了三个月时间，逐一走访了星辉院线旗下的八间影院，从工商登记处调取了公司注册资料，拼出了一张完整的星辉院线版图。文章开头这样写：
“如果你最近一年去过沙田、荃湾、佐敦、旺角、深水埗、铜锣湾、北角或湾仔任何一间挂有'星辉'招牌的戏院，你其实都在帮同一个人赚钱——凌之飞。“
文章详细列出了八间影院的地址、座位数、开业时间、月均票房估算，并追溯了凌之飞的履历：1980年龙虎武师入行，1982年凭《最佳拍档》剧本签约新艺城，同年成立星辉影业，之后陆续拍摄《开心鬼》系列、《赌坛新秀》、《家有喜事》等票房过千万的影片。与此同时，他从新界沙田开始，一间一间地收购和改建影院，十三年间积累到八间——覆盖新界、九龙、港岛三个区域。
“以八间影院的规模计算，星辉院线的年票房贡献能力约在八百万港币以上。“文章引用了一位不愿具名的院线运营者的分析，“这个规模虽然还不到嘉禾或金公主的三分之一，但已经超过了新宝和东方——星辉已经是香港第四大院线。“
“更值得注意的是，凌之飞同时拥有金藜电影公司和亦迎樱电影公司——前者主攻商业喜剧，后者定位中高端文艺片。从制作到发行到放映，星辉已经初步具备了垂直整合的能力。这种模式在香港电影史上只有邵氏和嘉禾实现过。“
文章最后一段写道：“凌之飞今年三十七岁。十三年前他还是一个在九龙城寨片场蹲活的无名武师，今天他坐拥八间影院、两间电影公司，票房累计超过六千万港币。香港电影圈从来不缺白手起家的传奇——邵逸夫从上海到香港，邹文怀从邵氏出走，麦嘉从纽约回来——但凌之飞的故事可能是其中最安静的一个。没有官司，没有绯闻，没有江湖传闻。他只是闷声不响地买了一间又一间影院，拍了一部又一部电影，直到有一天人们发现——星辉的招牌已经挂满了全香港。“
凌之飞看完这篇报道，沉默了很久。
他不是不高兴。但他更清醒地知道——曝光是一把双刃剑。正面是名气和商业信誉，反面是风险和觊觎。从今天起，“凌之飞“三个字不再只是一个编剧或小电影公司老板的名字。他是一个院线老板——这意味着他将被放在邹文怀、邵逸夫、雷觉坤同一张棋盘上衡量。
报道发出后的一周内，凌之飞接到了十几个电话。
第一个是麦嘉打来的。光头佬的声音里带着笑意：“阿飞，你个衰仔！八间戏院你都收埋唔出声！早知你咁有料，当初嗰五万块买断你剧本嘅时候我就应该加多个零！“
“麦sir，你都知我嘅——做事要低调嘛。“凌之飞笑着回答。
第二个是施南生。她的语气一如既往的干脆：“凌生，恭喜。不过我提醒你——星辉院线一旦公开，嘉禾那边一定会有反应。邹文怀唔会睇住第四大院线做大。“
“我明白。“
第三个电话让凌之飞意外——是邹文怀本人打来的。
“凌生，你好。我是邹文怀。“
“邹生，你好。“凌之飞的声音平稳，但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话筒。
“我睇到《电影双周刊》嘅报道。凌生你后生有为，十三年做出呢个成绩，好难得。“
“邹生过奖。星辉仲细，同嘉禾冇得比。“
“唔使谦虚。你而家有八间影院，有制作公司，有发行渠道——呢个已经唔系细公司嘅格局。“邹文怀顿了一下，“凌生，我打呢个电话系想同你讲——以后大家喺呢行，有咩可以互相帮忙嘅地方，随时搵我。“
“一定，邹生。多谢你嘅关照。“
挂了电话，凌之飞靠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
邹文怀主动打电话——这意味着嘉禾已经把星辉院线视为一个需要关注的存在。在邹文怀的字典里，“互相帮忙“的意思是“我在看着你“。
而那篇《信报》关于LME铜期货的报道，虽然没有人把“Mr. Lin“和凌之飞联系起来——Smith Brothers的保密协议隔断了这条线——但“香港资金在海外赚了上亿“这个信息如果被有心人深挖，总有一天会跟星辉院线的曝光形成交叉。
凌之飞打开抽屉，取出那本黑色笔记本，在新的一页上写下：
“1995年6月。星辉院线曝光。邹文怀来电。LME铜期货报道——暂未关联。风险等级：中。应对策略：加速电影制作，用内容稳固院线排片；资本操作全面转入港股，停止海外大额交易。“
他看了几秒，合上笔记本。这次他没有烧掉——因为这一页不是数字，是策略。
高志森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传真：“凌生，岑生话《三个女人》嘅续集有个新谂法，想同你倾下。“
“好，叫佢下昼过嚟。“
“仲有——“高志森犹豫了一下，“外面有几个记者想约你做访问。“
凌之飞想了想。以前他会拒绝。但现在——
“安排一个。《电影双周刊》。“
“得唔得？“高志森有些意外。
“得。“凌之飞说，“既然已经浮出水面，不如自己控制水面嘅形状。“
高志森走后，凌之飞走到窗前。维多利亚港的波光在午后阳光下碎成万千金点。从湾仔到铜锣湾到北角，三间星辉影院的招牌在港岛北岸连成一线。对岸的旺角、佐敦、深水埗，三间在九龙半岛上遥相呼应。更远处，沙田和荃湾的两间守在新界的入口。
八颗星。十三年。
他曾以为自己可以永远藏在暗处。但现在他明白——当你长到足够大的时候，暗处已经藏不住你了。
那就站出来。
但站稳不等于站高。邹文怀的嘉禾有三十多间影院和成龙、洪金宝的片库，邵氏虽然式微但邵逸夫的TVB依然是全港收视霸主，金公主虽然新艺城没了但雷觉坤的资本实力远非凌之飞可比。星辉排第四，但第四和前三之间的差距，不是几间影院能填平的。
差距在哪里？在内容。
八间影院需要稳定的片源来填充排期。金藜和亦迎樱一年出三到四部电影，自给自足没问题，但如果要吸引第三方影片来星辉排片——就必须让影院的上座率和品牌号召力达到行业前列。而这又需要更多、更好的内容来拉动观众。
环环相扣。制作、发行、放映，三个齿轮必须同时转动。
凌之飞转身回到办公桌前，摊开稿纸。张国荣那部电影的剧本初稿已经写了三十几页。他提起笔，继续写下一段——
“他走在旺角的街头，霓虹灯把他切成两半。一半是过去，一半是现在。他不记得自己是谁，但每经过一间戏院，脚步都会慢下来。“
写完这段，他抬头看了一眼窗外。旺角新宝戏院的霓虹灯在暮色中亮起，灯箱上“星辉院线成员影院“几个字在车流的尾灯中泛着暖光。
凌之飞低下头，继续写。
故事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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